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正规吗 http://m.39.net/pf/a_4892466.html滕绍箴先生近照
三十年前，滕绍箴先生拜会溥杰先生
上世纪80年代初，滕绍箴先生在北京满文书院做学术报告
滕绍箴先生伉俪情深
滕绍箴先生撰《满族发展史初编》，天津古籍出版社年版
滕绍箴先生撰《三藩史略（上卷）》，中国社科出版社年版
永君按：滕绍箴先生（--）是当代著名民族史学家、清史满族史资深专家。先生祖籍辽宁铁岭，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自此步入从事明清史、满洲史与东北民族史研究领域。半个多世纪以来，先生倾心投入、上下求索，渐入佳境、成果甚丰。年，晋升为副研究员；年，晋升为研究员；年起，享受*府特殊津贴。年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志在千里，新作叠出，令人钦敬。永君入所之初，四顾茫然，幸有先生做引路人，方得略窥门径。其循循善诱，悉心指导，言简意深，切中肯綮，使本人受益良多。今年九月，先生接受永君专访，并合作完成《滕绍箴先生访谈录》。现匆匆奉上，以飨读者。
邸永君（以下简称邸），滕老您好！我受《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编辑部委托，特为您撰写访谈录。首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作为中国民族史与满族史研究老前辈，您曾引领我迈入满族史研究领域。您的学识、修养、阅历、成果，实令我等后学晚辈仰慕钦敬。我认为，学者之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尤其是早年的成长环境，诸如地域、家庭、学校、良师等等，都会影响一个人对人生目标的选择。今天可否就从你的家庭和幼年经历谈起？
滕绍箴（以下简称滕）：好。我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名普通研究员，很感谢您的采访。我生在辽宁铁岭农村，是农民的儿子，幼年和童年时期，在洮儿河边长大，当时正逢东北沦陷。日寇倒台时，刚好八、九岁。我记得，在伪满农村小学就读三个月，课程除语文、算数外，还有日语。刚学完五十音图，苏*便已进入东北。从此，我的同龄伙伴都在各自家中，承受社会的动荡，无所事事。如果说，童年时期我比他人成长条件更好些，那就是我生在一个中农家庭，父亲私塾功底在本村最佳。他把我送到私塾就读，并直接指导我读《四书》等儒家经典著作。我喜欢历史，可能是环境熏陶所致。新中国成立后，初、高中阶段我受到洮南初级中学历史教员杨景仁先生和白城市高级第一中学历史教员武元章先生影响，兴趣大增，在校期间历史科成绩颇佳，以致报考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今文学院），并如愿以偿。大学阶段，在著名先秦史专家金景芳教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从而打下安身立命之基。
邸：可否谈谈您进入民族研究与满族史、东北史研究领域之原委？
滕：大学毕业时，赶上个好机会，在统战民委领导下，全国进行民族普查工作，急需人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派人到学校挑选毕业生，我有幸列名其中。在研究所选择专业时，我没有多考虑，因为我来自东北，父母都在北方居住，一方面探亲方便，同时满族诸多习俗，童年时期感同身受，并不陌生。但说实话，当时真不知道满学之海如此之深，以平生精力钻研，也未能吃成胖子，反而竟以饥汉终老，十分惭愧。
邸：您成果卓著，有目共睹，所以不必过谦。下面可否谈谈您入所以后的情况？步入专业研究领域后，您从哪几位前辈那里获益最多？
滕：好。年7月，我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报到。进京对于我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两喜，一是能够见到毛主席。这个愿望当年国庆节，顺利实现，大感欣慰。二是潜心致力于学问，以实现多年专家梦想。然而，当年十月后，按照周总理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数十名新来大学生，一律前往山东*县，劳动实习一年；第二年十月，根据中央民委安排，我所大学生赴贵州参加“四清”；第三年，继续赴内蒙参加“四清”。内蒙工作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干校”继之，直至年，才回到业务上来，前后占去十多年宝贵时光。至今思之，颇为惋惜。
说老实话，刚毕业的大学生到科研单位，根本谈不上学问，加上十余年荒废，已过而立之年的我，面对专业，内心危机感可想而知。幸运的是，所里聘请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锺翰先生作为特约研究员，指导我们“东北组”同仁修改《满族简史》，使我从此有机会追随先生，达三十年之久。在我接触的前辈专家中，有两位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终身难忘。
居首位者，即王锺翰先生。今天回忆起来，有四件事始终回荡在我脑海中。一是老实治学。王先生治学是我的榜样。我最欣赏他文章一丝不苟的底注。这些年来，不知多少次翻阅他的《清史杂考》等书，进行版本、卷、页等对照、欣赏，纠正自己治学马虎、抄录资料不精细等毛病。从他的注释中，令我认识到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正是在他影响下，我曾潜心将《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清实录》及有关档案、各类笔记等大部头著作，逐一阅读，详细摘录资料，以致养成习惯。至今，我特别轻视底注不详的著作。先生生前，我不曾拜师，但他已承认我这个学生。在为拙作《满族发展史初编》所作序言中，他说我“有关档案史料，亲手摘录”，肯定我的学风，岂不知，弟子只是从师之范而已。二是诚恳训诫。先生作为一代名师，待人真诚，受尊者反敬人，令人何等敬佩。我们“东北组”成员，最多时有七、八条“枪”，我的文笔不算最佳。但在先生指导下，在他先后修改《满族简史》、《满族史研究集》过程中，有关我写的部分，我都在事后及时抓住机会，面对面地询问他为何这样改，而不是那样修。在他回答中有这样一段话：“滕绍箴，我给你改文章，就像老师给小学生改作文一样。可我的文章拿给翁独健先生（任副所长）改，我就是小学生”。前一句似有担心我不领教，后一句来个自谦，令我感动万分。岂不知，前来专心求教如何写好文章，是我的目的，本来是淘宝者，岂能他想。但他给我的训诫如此真诚，不但在我心目中竖起一代名师风范，而且更令我明白如何做人。三是鼓励人才。所谓“道德文章”，作为学者，人们常常将文章看得很重，忽略品德修养。而名师作为教育家，他们绝不肯将两者倒置。有一次，先生来到东北组，大声问道：“滕绍箴，刘小萌的毕业论文，你是否帮助修改过？”我回答说：“没有”。我听得出来，先生为他的学生论文出色，内心多高兴。岂不知他这一嗓子，肯定和鼓励两位青年人。既肯定自己的学生刘小萌，亦对我的进步加以鼓励。最让我感动的是，他通过为我所写之书作序，倍加鼓励。先生师德之高，令我铭刻在心。许多先生，要求学生作文观点一定要与老师一致，一旦有分歧，便暴跳如雷。而王先生则不然，凡是给他人修改文章，除硬伤之外，有创建之处，决不干预。他在93岁高龄，大概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给他人作书序，即为拙作《三藩史略》写序时，我提出诸多个人见解，他概无质疑，反而表彰我“用力甚勤，造诣亦深”。如此明达之师，我岂能忘怀。四是通情达理。作为著名教育家，我们旁观者欲洞悉其内心世界，原本不易，因为思想境界不在一个层次。然而，王先生不仅关心自己学生、青年同事，而且对社会青年，亦一视同仁。一次有个外地副研究员，因提升研究员受阻，来信请求我推荐。我没有经验，前去请教先生。先生没有一丝犹豫，给我及时指导。还有一次，在京某大学一位副教授，需要一名终身教授出字据作证，她才可有资格参加评审，找到我头上。我无奈再次前往请教，先生同样伸出援助之手。他对青年一代所表现的包容、真诚之心，令人佩服。他不愧是一代著名教育家，能如此通情达理，乐于助人，实属难得。总之，送给先生“德高望重”一词，名副其实。
第二位，是我院历史所周远廉研究员。我结识周先生，得益于他的爱人杨学琛。杨先生原本是中央民族学院教师，因历史冤案，被下放到本市第六十二中学教书。尽管事后平反，但未能调回原单位从事科研工作。我钦佩她的学识，得知此事后，前去探望。了解到她有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愿望，我便向民族所领导提出商调建议。结果使她如愿以偿。于是，我们成为朋友。在接触中，我与周先生结交日深。一次，在议论撰写《努尔哈赤评传》时，周先生不嫌鄙人学识浅薄，提出合作建议。我听到后，既喜又怯。喜的是，有机会向高手请教，怯的是，自己底子太薄，压力很重。这次合作，在我治学生涯中具有扭转乾坤的作用。这里，有两点值得回忆：一是周先生夫妇为人之风范，令人钦佩。写《努尔哈赤评传》之初，由周先生和我承担，以周先生为主，拟写提纲，承担大部分，我分担一小部分。但时隔不久，先生突然退出，希望我自己完成。我没有心里准备，手足无措，当即提出由杨先生为主，我仍然配合撰写。没有想到，两位先生共同劝我自己写，把我推向背水一战之境。老实说，此时，我内心很复杂。但我坚信他们人品，必是为我考虑。于是，在我治学生涯中，首次经过艰苦奋斗，完成了这部处女作。亦使我真正认识到，什么才叫治学和研究。稿子完成后。我继续送给周先生提意见。正是在他给我改稿的过程中，使我继向王锺翰先生淘宝之后，再次得到淘宝机会。此后，我的文风便杂糅两位先生的某些特点。可以说，我平生的处女作，是周先生夫妇苦心逼宫所致，不但提高我治学信心，而且成为我治学生涯中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重大转折，写作能力大幅提升，真乃乾坤之变。至今思之，仍不胜感激。这里需要插一句，尽管我已写出专著，但内心尚有自卑感，不敢在书的“后记”中提到先生名字，生怕有所牵累。二是先生不吝鼓励，永难忘怀。据我所知，周先生作为史学家，头脑清晰，文章逻辑严密，并有固定写作模式。他为人持重、耿直、倔强，不肯轻易点赞他人。但他对我不吝鼓励，赞扬我的著作“学风朴实”、“史料翔实丰富”、“勇于立言”、“颇有创新精神”等等。特别是当他称赞我“逻辑严密、叙述清晰”时，使我内心十分喜悦，因为这些优点，正是学艺于周先生的写作优点。总之，回首往事，平生一切荣辱，已经慨然置之脑后，唯独面对王锺翰、周远廉两位先生，用语言难以表达感激之情。深思之，真是感慨万千，人生能有几回搏，当你需要时，竟有如此名师教导。如今我已接近耄耋之年，乘此机会，谨以弟子之诚，敬拜两位“恩师”。同时，尚有吉林大学清史专家孟昭信教授、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他们通过书评形式，都曾给我以鼓励和指导，在此，我也以学生身份，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如上所谈，就是我在成才道路上，能有一点成绩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邸：文革中我所专家多受重创，可否谈谈您的经历与感受？
滕：我对文革认识，有个过程。最初我认为它是继“四清”之后，自上而下掀起的干部教育运动。从运动本质说，它是无产阶级为保持红色*权不变颜色，而采取的以吏治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方式之探索。但与中国历史上传统吏治考核方式不同。传统考核方式是限定国家*权中、上层官员，诸如三年京察、大计，五年**。具体内容是考以四格，纠以八法，卓异优叙，汰弃劣员，实现廉*建设。随着运动发展，感到文革则不同，它将全社会都调动起来，特别以青年学生和社会青年为主要冲击力，以“除四旧”为口号，形成群众性文化运动，造成自上而下，层层对立。在这种情况下，是非难辨，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如您所说“受到重创”。当时，我刚入所不久，是“四清”工作队撤回北京后，留在点上的人员。运动起来，所内两大派已经形成，我才被调回来。对于如此“史无前例”之大事，经过观察，觉得诸多案例，皆不以事实为据，而专以造反派“口诛笔伐”为凭，令人茫然。所以，在整个运动中，我一直跟不上形势，偏于保守。在我看来，如此治国方式，教训惨重。当然，运动利弊，中央自有分辨。
邸：在您的学术生涯中，有哪些心得，哪些教训？
滕：我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至今已有50余年，心得与教训并存，说来话长。具体心得，可分为研究成果价值取向和研究技术性两大问题。就研究成果说，分在职和退休后两个阶段。为什么这样分？因为它是在两种心态、两种思路下推出的产品，在许多方面，大有相同。下边我就按下列顺序，粗浅地谈谈我的研究心得和教训。
（一）从在职期间研究成果谈心得与教训
第一阶段，是在职期间，我对别人经常谈到，这个阶段的研究为“应时之作”。何谓应时之作？就是在知识储备不足的情况下，急于推出成果。稍有局部知识储备，抓住题目就写，缺乏长远、全盘规划。因此，这个阶段的成果，缺点较多，带来的困扰亦多。当然，这一代人无不如此，这属于国家体制结构性问题，五年一评职称，令青年学者在知识饥饿中长成胖子，谈何容易。我在这期间，除合作专著外，由我独自完成的专著有：《努尔哈赤评传》、《清代八旗子弟》、《满族发展史初编》、《清代八旗贤官》和《满族游牧经济》，共五部专著，论文50余篇，总计近万字。综观研究成果，主要心得有四点：
（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突破性地研究明代女真和满洲初期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社会阶级关系特殊性和演变进程。
（二）对满洲民族振兴、形成特点进行较深入地探索。
（三）对满洲时代民族精神，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财富，进行初步挖掘，批判不加分析地否定八旗子弟的历史作用。
（四）从语言社会学角度，对满通古斯语言在有清一代的演变进程，进行系统梳理和论证。
这个时期的教训，可谓多多。我想从对拙作的解析中，具体说说。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
首先，对于此时各部专著，我都不满意，譬如《努尔哈赤评传》，这部书总体上看，社会反映还过得去。孙文良教授在书评中有经典性点评。但今天看来，与它同期的类似作品，普遍存在对满洲民族兴起时期，有关满洲文化元素与中原传统文化元素，相互碰撞、交融以及各自处于何种地位等问题，有严重疏漏。换句话说，它带上我国满学研究时代性缺欠，有待今后学人写出更完善的作品。
其次，有顾此失彼缺陷。譬如《满族发展史初编》，这部书在当时同类作品中，对明代女真和满洲入关前社会经济特点，特别是对明代女真社会经济三大依赖性的论断，对满洲文化元素与中原传统文化元素碰撞，在微观和深层次研究方面，具有前瞻性；对于满洲族形成、爱新觉罗先祖渊源，亦提出独到见解。但作为“初编”，至少应当从肃慎、勿吉等早期发展史视觉，扎扎实实地写下来，而不是将它一笔带过，只从明代女真发展阶段才浓墨重笔地描写。当然，出现这种情况，同样具有时代局限性。因为，从修改《满族简史》开始，王锺翰先生在分配工作时，指定我重点研究明代女真和入关前满洲史。受专业分工和组内同志关系制约，我不敢越过雷池一步，那段时期在满洲族源部分，我不曾下苦功。而“初编”稿子写完，王锺翰先生看稿后，即决定用现在书名。我听后有负重之感，即问：“初编”之后，必有“中编”、“下编”，我一旦写不出来咋办？先生笑着说：“何必多虑，顺其自然”！后来我才明白，是先生对我抱有期望所致。可今天回头看，我却陷于顾此失彼境地，有负先生期望。老实说，不是我不能为，而是已力不从心。
至于写《清代八旗子弟》和《清代八旗贤官》这类书，更是应时之作，目的有两点：一是想从历史角度，为国家提供廉*建设教育材料，激发干部爱国、爱民情操，让我们国家不再贫弱，受他人欺辱。二是自清末以来，满族人普遍存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尤其是一口否定清代八旗子弟，社会舆论几乎成风，多以“腐化堕落”一语概之。当时，我认为从史实出发，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同时，数百万人口之满族大族群，不能长期承受如此历史重负。应当从历史角度，提高其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振作民族精神，用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以，我以清代八旗子弟“主流”应当肯定为基调，展开论述。但这部书也有可以写得再好一点的空间。遗憾的是出版时，受外人干扰，没有机会校对，出版后亦再无机会关顾。
二、退休之后的研究心得与教训
我把离退休作为人生第二时期。众所周知，离退休是人生重要阶段，作为科研人员，亦需要做出抉择。据我所知，有相当部分人，从退下来那天开始，即放下研究工作，彻底封笔，终老一生。另一部分人，已形成职业习惯，继续奋斗。我在退休后的最初三年，内心犹豫不决。研究习惯虽已形成，但当时出版难，令我却步。从第四年开始，有两件事，荡起我内心激情。一是退休第二年，我遇见老同事史金波同志，他劝我学电脑。因为观念陈旧，总觉得学电脑费时，不如直接爬格子顺畅。但他的话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是时，我女儿买的电脑不用，放在我桌上已两年有余。于是，我拜女儿为师，将已写好的《满族游牧经济》底稿作为实验品，开始输入。当书稿全部输完后，我已成为熟练打字员。为感谢女儿辛劳，我便将女儿滕瑶的名字放在《满族游牧经济》一书作者之一的位置，以示纪念。二是有一天晚上，我同本研究室蔡家艺先生等，在小区公园散步，他谈起向社科院申请离退休老年科研项目之事。我听后大感欣慰，觉得出版已不是问题，应该立刻申请。这两件事，成为我决心将研究工作继续下去的主要动力。
从1年至年的15年中，我先后出版《三藩史略》、《多尔衮之谜》、《陈圆圆后传》和《达斡尔族文化研究》等四部专著，《明代女真与满洲文史论集》一部，另发表论文30余篇。除“论集”外，共计余万字。全靠电脑帮我大忙。与在职期间不同，这一阶段的研究，具有娱乐性质，我叫“玩学问”。朋友圈人人皆知，我抱着如此轻松的心态。一般人玩电脑，以游戏项目为主，我的玩法则是，每天固定时间，大体做两项工作，一是将自己早年抄录的多本资料，每条找出关键词，按不同类别，分别输入所设各个资料库中，以便用时搜索；二是撰写文章或专著，决不重复他人或自己原有公开发表的作品，非解难答疑，绝不轻易动手。不为名利驱使，凡是他人合理诉求，必以诚信待之，绝不苟且应付。但因年龄关系，大型项目基本不再介入。剩余时间，为女儿忙后勤，完成女儿愿望，作个“镇宅之宝”。总之，娱乐是我退休生活的主旋律，与在职期间承受压力之下从事研究不同，完全是自由研究。
这一阶段心得，主要表现在对民族史中重要问题的探索和考证方面。下面分两部分来谈。
（一）对重大问题的探索。多年以来，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受到学界诸多青年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