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基因运动标志性人物：我为我以前反对转基因的行为道歉
反转基因运动标志性人物：我为我以前反对转基因的行为道歉
反转基因运动标志性人物：我为我以前反对转基因的行为道歉
作者：张梦然
常丽君
张巍巍翻译
文章来源：中国科技
发表时间：201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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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马克·林纳斯（Mark
Lynas），英国著名科普作家、环保人士，曾因创作了有关气候变化与环境挑战的几本畅销书而引起反响。原本作为反转基因运动标志性人物的他，如今却公开承认自己态度发生了转变。1月3日，在牛津农业会议上，他发表了这篇激情昂扬的演讲，为其一直以来妖魔化转基因的做法道歉。在意识到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同时，他也认为该技术可以帮助解决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口粮食需求。他认为是自己回归了科学的证据与理性，才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反对转基因就是反对科学。本报刊发他的演讲全文以飨读者。
我要以道歉来开始这场演讲。这是因为，有好些年我颇强烈地反对着转基因作物；也是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发起的反转基因运动，这些行为妖魔化了一项重要的技术，而这原本是对我们的环境有利的技术。
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我相信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健康营养的饮食，而我的选择却适得其反，我现在很后悔。
所以，我猜你们会想知道，自1995年起至今的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使我不仅彻底改变了看法，且能站在这里承认这一切。答案其实非常简单：我发现了科学，并在这个过程中希望自己成为一名更好的环保主义者。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听到关于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时我在想些什么。这是一家素行不良的美国大公司，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一些实验性的新东西放到我们的食物里。将不同物种的基因混到一起，似乎是目前能做到的最非自然的事了——在这件事上人类获得了太多的技术力量，必然有些要成为可怕的错误。这些基因将会像某种生物污染般传播起来，而那就是噩梦。
恐惧不胫而走。短短几年间，转基因作物在欧洲基本被禁止，我们的恐惧也通过一些非*府组织譬如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与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扩散到了非洲、印度及其他亚洲地区。在以上地域，转基因作物直到今天仍然被禁止。这是我曾参与过的最成功的运动。
这实际上是一场反科学的运动。我们在脑海中构想了很多场景：科学家们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如魔鬼般咯咯笑着，将各种生命部件拼接到一起。贴上“恶魔食物”（Frankenstein
food，反转基因人士对转基因食物的称呼，指一旦食用就中了科学怪人的魔咒）这一标签——完全是人们对这种秘密用于非自然的科技力量的深层次恐惧。彼时我们并没意识到，真正的恶魔不是转基因技术，而是我们反对的态度。
于我而言，这种反科学的环保主义，渐渐与我当初针对气候变化进行的科学环保主义背道而驰。在2004年，我出版了自己第一本关于全球变暖的书，立志使其具有科学性和可信性，而不是只收集一些奇谈轶闻。
所以我必须用海冰的卫星数据去核对我在阿拉斯加的旅行故事，我也必须证明我那关于安第斯山脉消失的冰川照情况属实，因为在此地，高山冰川原本长期都是处于质量平衡状态的。这意味着，我必须学习如何去阅读科学论文，了解基本的统计学知识，并在海洋学、古气候学等不同领域都有所涉猎。而我之前得到的*治与现代历史的学位，基本毫无帮助。
我开始经常与那些被我认为是“不可救药”的反科学分子进行辩论，因为他们既不相信气候学家，也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所以我告诉他们“同行评审”之价值、“科学共识”之关键，以及在最杰出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关乎事实重要性的论文。
我的第二本关于气候的书《改变世界的6℃》，具有了一定科学性，并以此获得过皇家协会科学奖。与我关系较好的一些气候科学家和我开玩笑说，我在这个领域知道得比他们还多。然而，难以置信的是，在2008年的这个时候，我在没有做过任何学术研究的前提下，仅凭一点有限到可怜的个人理解，就在《卫报》上长篇累牍地攻击转基因作物的科学性。即使在更晚的阶段，我也没看过一篇生物技术或植物科学领域“同行评审”的论文。
显然，这种矛盾是站不住脚的。真正触动我的，是我最后发表在《卫报》上那篇反转基因文章下的评论。特别是一个评论家反问我：如果你是基于它是由大公司生产的而反对转基因作物，那么你也反对那些由大汽车公司生产的轮胎吗？
所以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我发现一个我所珍视的信仰，已逐渐从那个绿色都市神话变为了转基因。
我曾认为转基因作物会增加化学药剂的用量，但结果是抗虫害的棉花和玉米只需要更少的杀虫剂。
我曾认为转基因作物只是为了使大公司受益，但结果是广大农民只需要更少的投入就能获得数十亿美元的收益。
我曾认为所谓的“终极科技”会让农民们每年保留良种的习惯变得毫无必要，但在很早以前杂交技术出现时，它也被认为可以做到这一点，事实是直到现在也从未“得逞”。
我曾认为没有人需要转基因作物，但结果是由于农民们迫切需要，抗虫棉在印度被非法盗用，抗农达大豆则在巴西被盗用。
我曾认为转基因是危险的，但结果是它们比传统育种如诱变技术更为安全和精确。转基因生物中仅仅转移了几个基因，但传统育种的错误方式却会污染到整个基因组。
但将不相关物种的基因混合到一起又会怎样呢？譬如说鱼和番茄？实际上，病毒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包括植物与昆虫，甚至我们自身——这就是所谓的基因漂流。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因此，在我的第三本书《上帝的物种：在人类纪拯救地球》中，我抛弃了那些所有环保卫士们所谓的正统观点，一开始就试图以最大化的尺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到2050年，必须用现有的耕地面积，利用有限的肥料、水和农药，在气候迅速变化的背景下，养活95亿人口，希望其中贫困人口的比率会比现在大幅下降。
让我们稍微分析一下。我知道，上一年的会议上有一项发言主题是关于人口增长。这是个连神都困扰的课题。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高生育率是个大问题，换句话说，贫苦的人们生育的孩子太多，因此需要计划生育或更严厉些的举措，如大规模的独生子女*策。
现实的情况是，全球的平均生育率已降至2.5——如果考虑到（人口）自然更迭率为2.2，那么目前的生育率数据并没有超过太多。那么如此庞大的人口增长又是哪里来的呢？其来自于婴儿死亡率的不断下降，即是说，现在有更多的孩子能够长大成家生儿育女，而不是在幼年就死于某些可预防的疾病。
婴儿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堪称是我们这10年里最好的消息之一，特别是这一伟大成就发生的中心地带，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这也并不意味着当地还会有大量孩子的出生——实际上，用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话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儿童的峰值”。即是说，目前大约有20亿个孩子，由于生育率下降，这个数字不会再刷新了。
但这20亿个孩子很多都能长大成家并拥有自己的子女。到2050年，他们会为人父母，这就是预测中那一年人口将达到95亿这一数字的来源。你不能丢弃其中任何一个孩子，上帝不会允许，而即使不需为人父母者，也能知道婴儿死亡率下降是件好事。
那这些人将需要多少食物呢？依照去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最新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我们面临的全球需求增长将超过100%。这将几乎彻底抵消了GDP增长，尤其对于那些发展中国家。
换言之，我们需要生产更多的粮食，不仅仅为了同步满足人口增长，更要根除贫穷。普遍的营养不良问题，意味着今时今日仍有近8亿人每晚“枕着饥饿入眠”。任何一个身处富裕国度中的人，敢于说贫穷国家的GDP增长是件坏事的话，我都将表示谴责。
然而，这种增长的后果，就是我们需要克服严重的环境问题。土地流失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源头之一，或也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大原因。我们必须在有限的耕地上种植更多粮食，从而保护热带雨林和自然栖息地不被开发为耕地。这也是提倡土地集约化的另一个关键原因。
我们还必须解决水资源有限的问题——不只是正在消失的地下含水层，还有由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大陆农业中心区土地旱灾变得越来越厉害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从江河中取水，那些本已脆弱的栖息地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又会加剧。
我们还必须更合理化地利用氮：人工肥料对养活人类而言是必需的，但是其使用效率低下，使得墨西哥湾以及诸多海洋区成为一片死寂，也酿成了水体的富营养化。
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静候科技革新来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并讲究策略。我们必须确保科技革新加速到来、方向正确，并为最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