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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珍汤，元·《瑞竹堂经验方》，本方制丸，名“八珍丸”“女科八珍丸”。
人参、白术、白茯苓、当归、川芎、白芍药、熟地*、炙甘草，各一两(各30克)。
上?咀，每服三钱(9克)，水一盏半，加生姜五片，大枣一枚，煎至七分，去滓，不拘时候，通口服。现代用法：或作汤剂，加生姜3片，大枣5枚，水煎服，用量根据病情酌定。
益气补血。
气血两虚证。面色苍白或萎*，头晕目眩，心悸怔忡，四肢倦怠，气短懒言，饮食减少，舌淡苔薄白，脉细弱或虚大无力。
1.用方要点：本方是治疗气血两虚的常用方。临床应用以气短乏力，心悸失眠，头目眩晕，舌淡，脉细无力为辨证要点。
2.现代运用：本方常用于治疗病后虚弱、贫血、迁延性肝炎、神经衰弱等各种慢性病，以及妇女月经不调、习惯性流产等属气血不足者。
3低血压：以八珍汤加减治疗原发性低血压患者63例，疗程为40日。以血压升至90/60mmH克，症状消失，随访半年无复发为治愈标准。结果：治愈38例，有效23例，无效2例。(《赣南医学院学报》年第4期)
4.高血压：以加味八珍汤治疗气血亏虚型高血压病例(观察组)，与常规西药治疗例对照。疗程均为12周。以头痛、头晕等临床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血压基本回复正常为显效标准。结果：两组患者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显著，观察组收缩压、舒张压改善程度从治疗第2周开始均较对照组明显。(《当代医学》年第33期)
5.更年期综合征：以八珍汤加减治疗更年期综合征患者60例，疗程为60～日。以临床症状全部消失为治愈标准。结果：治愈22例，显效36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96.7%。(《云南中医中药杂志》年第3期)
6.冠心病心绞痛：在常规西医治疗基础上配合加味八珍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患者40例(治疗组)，与单纯西医常规治疗40例对照，疗程均为4周。以心绞痛症状消失或减轻，心电图恢复大致正常或达正常为显效。结果：治疗组临床疗效及心电图改善均优于对照组。(《中国中医急症》年第8期)
7.风湿性关节炎：以八珍汤加减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例。结果：治愈58例(临床症状及体征消失，遇阴雨天或吹电风扇无明显症状，随访1年未复发)，好转38例(临床症状及体征消失，遇阴雨天发作，但症状较前轻)，无效4例(临床症状及体征无明显减轻)，有效率96.0%，疗程最短10日，最长15日，平均12.5日。(《中医药临床杂志》年第4期)
8.痤疮：以八珍汤加减内服配合生大*、白及、硫*研末调敷治疗痤疮患者65例，疗程为90日。以皮损全部消退，除有轻微色素沉着外，无新皮损产生，面部无不适感为临床痊愈标准。结果：痊愈38例，显效18例，好转7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96.92%。临床治愈时间最短15日，最长3月。(《新中医》年第11期)
本方所治之气血两虚为久病失治、或病后失调、或失血过多所致。病位在心、肝、脾。气血两亏，心肝失养，则见面色苍白，头晕目眩，心悸怔忡；脾气虚弱，则面色萎*，四肢倦怠，气短懒言，饮食减少，脉虚无力。治宜益气与补血并施。方中人参、熟地*益气养血，共为君药。白术、茯苓健脾渗湿，助人参益气补脾；当归、白芍养血和营，助熟地*补益阴血，共为臣药。川芎活血行气，使补而不滞；煎加姜枣，调和脾胃，同为佐药。炙甘草益气和中，调和诸药，为使药。本方即四君子汤与四物汤相合，共收气血双补之功，故以“八珍”名之。
早期文献报道本方可治疗白细胞减少症、慢性胃炎、习惯性流产、席汉综合征、功能性子宫出血、月经不调，又用以治疗痹证、脱发等病症。
气血双补八珍汤，四君四物合成方，煎加姜枣调营卫，气血亏虚服之康。
温馨提示：上文中所提及药方和中药，需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应用，切勿擅用。
商鞅(约公元前～前)卫国人，战国中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吴起的变法活动给予他深刻的影响，因此他“少好刑名之学”(法家学说)，到秦国后，在秦孝公支持下，进行变法，终于使秦国“乡邑大治”，“国以(此)富强”，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强盛的大国。
商鞅变法是当时各国变法运动中比较彻底的一次，文化教育的改革是商鞅变法的内容之一。商鞅的文化教育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思想是对立的。他指责“儒学”为“虱子”,他说:“礼乐”、“诗书”、“仁义”、“修善”、“孝悌”等等都是祸国殃民的东西，如果用这些复古主义的教条来治理国家，就会“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农战》)。敌人一来，国土就必被侵削；敌人不来,国家也必定贫穷。他同时痛斥那些“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画策》)的奴隶主贵族和儒生，必除之而后快。而当他们利用“诗”、“书”作为“以古非今”的舆论工具，企图进行反对活动的时候，商鞅则坚决主张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打击和镇压。商鞅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特别重视为新兴地主阶级培养革新变法的人才。他提出：“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所谓“游宦之民”，主要是指那些满脑子腐朽、保守思想意识的儒生及一些游食者。他们摇唇鼓舌，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商鞅认为必须加以禁止和打击。商鞅要培养和提拔的“耕战之士”，就是那些在进行封建兼并战争和发展封建经济中对新兴地主阶级作出了实际贡献的人。商鞅认为对待这样的革新分子则必须按“任其力不任其德”，“官爵必以其力”的原则大胆地培养、提拔和任用。
在教育内容方面,商鞅反对儒家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反对向学生灌输“仁”、“义”、“礼”、“智”等道德准则。他认为“儒学”不过是一些“高言伪议”，不切实际的“浮学”。为了培养“耕战之士”和厉行“法治”的人才，商鞅主张学习法令和对耕战有用的实际知识。他提出“壹教”的教育纲领。“壹教”的实质就是执行新兴地主阶级的统一教育，它的主要内容是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令、*策统一人们的思想。商鞅认为：“壹教则下听上”(《赏刑》)。他强调：“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字分》)。明确指出“法”是地主阶级的生命，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对民众必须加强“法治”的教育。“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即凡不符合法令的言论，不听；不符合法令的行为，不赞扬；不符合法令的事情，不做。一切的言论、行动必须根据新兴地主阶级的“法”为标准。
为了使“法治”教育能够贯彻执行，商鞅实行“置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定分》)，把教育的权力掌握在新兴地主阶级官吏的手中。如果遇到“主法令之吏”有迁徙、死亡的情况，得立即选派接替者“学读法令”，可见商鞅对树立法家对教育的领导是十分重视的。商鞅为了加强和巩固地主阶级专*，强调“法治”教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漠视了学校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取消了专业的教师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是违背文化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他对旧文化又采取一概削除的简单粗暴的*策，这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商鞅为了使秦国富强，他把农战作为治国之要。他奖励农战，主张加强农战教育。他说：“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慎法》)。
在教育途径方面，商鞅重视在通过农战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增长人们的才干。并认为人们的智谋是在长期的作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均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所实施的“法”教和奖励“农战”的*策，却包含着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一面。
韩非(约公元前～前)战国末期韩国人，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法治思想为秦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主义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韩非总结了战国前期和中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五蠹》)，是造成祸乱的重要原因。并认为当时的“私学”和统治者是“二心”的。这种“私学”是新兴地主阶级实行“法治”的绊脚石。因此他断然主张采取“禁其行”、“破其群”、“散其*”的措施，即禁止办私学的人的行动自由，禁止言论和结社的自由。
韩非猛烈地批判和攻击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特别是反对当时影响最大的儒家学派。他指斥儒家的那一套“礼、乐、诗、书”的教条和“仁、义、孝、悌”的道德准则都是“愚诬之学”，“贫国之教”，“亡国之言”，是致使国贫兵弱，乃至亡国的根源。在韩非看来，其他学派的理论都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是非不分，统治者如果兼听他们的意见，就必然引起乱子。因此，韩非主张禁止这一切互相矛盾、只能惑乱人心的学说，而定法家于一尊。特别是要防止老百姓受到法家以外的其他学派思想的影响，要对他们的思想实行严格的统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非的法家思想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中的激进派利益的，它是一种进步的思潮，对建立地主阶级的统一*权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韩非的法家思想也反映了地主阶级反动性的一面，即对劳动人民实行思想统制的愚民*策。韩非的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思想，对文化教育的发展，对学术流派的繁荣也是极为不利的。
韩非主张培养“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孤愤》)。这些“智术能法之士”就是懂得和坚决实行法治路线的革新人物，并且是积极拥护“耕战”*策而为它进行斗争的战士。韩非对“智术能法之士”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做了详细的阐明：1、这种革新家必须是一个忠于封建国君“北面委质，无有二心”的人，并能做到“能去私曲，就公法”，“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有度》)，一心一意为封建主义国家效力的所谓“贤臣”，“良将”。2、这种革新家应该具有“远见而明察”，“强毅而劲直”(《孤愤》)的品质。就是说他应该在思想上具备进步的历史观和变革思想；在*治上具有敏锐的观察力；有坚定地执行法治路线的坚强毅力和刚直的品质。
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韩非提出了著名的法家教育纲领。他说：“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所谓“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实质就是要废除、清算古代奴隶制的文化典籍和道德说教，特别是儒家所尊崇的“礼、乐、诗、书”和“仁、义、孝、悌”这一套东西，并从而实现他的“以法为教”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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